不要叫我们“英雄U8国际- U8国际官方网站- 体育APP下载”
2025-08-23 20:30: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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沃尔普也敏锐地指出，在“英雄”这种充满敬意的称号背后，是护理劳动长期遭到的低估与漠视。“这项工作极其复杂、情感负荷沉重，却在我们的社会中被严重矮化和贬值。”她进一步强调，护理行业的从业者主要是女性，“在许多国家，80%的护理人员都是女性”。护理岗位以女性为主，低薪、福利不足与晋升受限叠加性别刻板印象，使其成为“必要却被低估”的典型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研究同样显示，基础照护工作集中在低薪岗位，许多从业者本身就处于经济不安全状态，带薪病假和医疗保险并不普及——这与社会对其“不可或缺”的道德期待形成鲜明反差。
弗洛莉娅在夜班中经历的人力告急、以一当十的混乱场景，并非孤例。在欧美许多国家，护士短缺与过劳早已成为常态，并从“阶段性问题”演变为人力流失严重的结构性危机。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最新评估显示，按目前趋势推算，至2030年全球护理人力缺口约为450万。而国际护士理事会（ICN）基于疫情后离职与培训不足的情景测算指出，若缺口持续累积、干预不力，全球“可能面临”多达1300万名护士的短缺规模。 ICN据此在2023年呼吁各国将护士短缺按全球卫生紧急状态优先级应对。WHO欧洲办事处警示，护理人力危机如同“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”，若不及时应对，未来将导致医疗服务可及性下降、等候时间延长，甚至危及欧洲公共卫生体系的稳定。
事实上，“英雄化”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掩盖甚至巩固了系统性问题。如蝙蝠侠式的“英雄”，往往被描绘为可以不眠不休、舍生忘死。而真实世界的护理工作应当是一份正常职业，理应拥有规律作息、公平报酬和清晰的职责边界。把护理者神化为英雄，反而强化社会对他们“无私奉献”的想象，仿佛奉献与牺牲是天职，一旦提出改善待遇，便有负“英雄”之名。这种心态最终只会令护理人员不堪重负，要么耗尽热情燃烧殆尽（倦怠乃至离职），要么被迫离开挚爱的岗位另寻生路。
同时，如沃尔普所言，护理危机揭示了更深层的社会症结，即女性的照护劳动长期处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边缘地带。在传统观念和现行体制下，“照顾”往往被视作无形的道德义务或女性天职，而非可被计量与定价的专业技能与生产力价值。这使得大量关乎民众福祉的劳动要么隐形于家庭领域无偿付出，要么在市场上被低价采购、低估其价值。英国作家卡罗琳·佩雷斯在《看不见的女性》中援引的估算颇具冲击力，高收入国家无酬照护劳动的经济价值可达GDP的约50%，低收入国家甚至接近80%。这些投入既未被充分纳入官方统计，也缺乏相应政策支持。一个荒诞现实由此形成，社会运转建立在无数默默无闻的护理者肩上，却始终“看不见”她们。
即便进入有偿体系，护理者也常被当作“隐形人”。医疗系统中，人们习惯将荣光给予医生等“白领”专业人士，而忽略维系医院运转的庞大基础队伍，那些护士、护理员、护工、清洁员和营养配餐员。他们被留在叙事与资源的阴影里。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 2019年 的ACS职业分类，美国护理支持、服务和直接照料岗位这些“医疗支持类”的从业者约为530万人，然而，这些岗位的待遇和地位却与其价值严重倒挂。2019年，美国护理支持与服务人员时薪中位数仅为13.5美元，其中，家庭护理和个人护理员更是低至11.5美元。薪资微薄使得近20%的护理工作者生活在贫困线%不得不依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来维持生计。更不公的是，这些职位八成以上由女性担任，且少数族裔员工比例远高于平均水平。
护理工作在医疗领域面临的不平等问题，还体现在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。在医疗题材的影视剧中，医生往往被视为“救死扶伤”的英雄，护士却常被默认为医生的辅助，甚至在通俗文化中沦为背景板或花边角色。饰演《夜班》主角弗洛莉娅的演员里奥妮·贝内施（LeonieBenesch）感慨，以往医疗题材影视剧里，“医生永远是英雄主角，护士只是挂吊瓶、端咖啡，或者与医生谈恋爱的背景人物”，很少有作品真正聚焦护士每日的英勇事迹。这种叙事缺席进一步削弱了大众对护理劳动价值的认知。
菲律宾裔导演伊莎贝尔·桑多瓦尔的影片《通用语言》（LinguaFranca）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。奥利维亚以非法移民身份在纽约照看卧床老人，自己却每天生活在被捕和遣返的阴影下。她对年迈雇主照料无微不至，却难以获得身份上的安全感，只能秘密安排“假结婚”，以争取合法居留机会。千千万万个奥利维亚在他国家庭中承担着亲人般的护理角色，支撑起了无数个欧美家庭对老人和病患的照料需求，却常没有合法身份、缺乏劳工保障，犹如“借来的身体”，既支撑着发达国家的福利体系运转，自己却悬浮在公民权利之外，随时可能被无情替换或驱逐。既是社会所必需、又被制度所遗忘，这种双重的隐形性，正是许多欧美女性移民护理工作者共同的命运。
近年来，欧美护理行业也在把诉求推到社会台前。英国2023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全国护士大罢工，要求政府为NHS护士加薪并补足人手，以缓解多年紧缩下的人力危机。在美国，多地的护理院工人谈判，要求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和疫情后的奖励。在欧洲大陆，围绕《夜班》引发的讨论，已让一些政界人士意识到护理业“积弊已久，刻不容缓”。德国正酝酿新立法，加强对护理行业的投入，并考虑借鉴邻国经验引入“患者候补清单”，以缓冲医院人力紧张。可以说，文艺的镜鉴正在转化为现实的改进契机。当公众透过银幕真切感受到护理人员承受的压力与重要性，才会更支持结构性改革的推进。
制度层面，一些欧美国家开始检讨护理体系的工作流程与人员配置标准。强制性护士配比成为讨论焦点之一。美国加州早在2004年就立法规定了医院的“护士：患者”比例。纽约等地在疫情后也要求医院设立临床人员配置委员会，制定并公开本院的人员配置计划，并对重症监护等重点科室设定更严格的比率来避免过度压榨护士。然而在许多地区，强制配比因人手不足难以全面落实。一些医院管理者则寄希望于技术手段，如数字化工具与人工智能，以减轻护士的非护理负担。数字医疗在疫情中发挥了一定作用，如远程监测和线上问诊缓解了部分人力压力。但权威护理机构如国际护士理事会（ICN）反复提醒，技术不能代替护理者的温度。无论技术多先进，都应赋权于护理工作者，而非让她们进一步被边缘化。技术的应用必须以人为本，才能真正成为助力而非负担。
根本的解决之道仍在于政策的系统性改革与投资倾斜。2023年，WHO欧洲会议通过《布加勒斯特宣言》，呼吁各国从五个方面着手弥补护理人力危机：（1）改善护理人员的招聘与留任机制；（2）强化护理人才供给（包括加大教育培训投入）；（3）优化现有护理队伍的能力与绩效，例如提供继续教育机会；（4）科学规划未来卫生人力需求，提前布局；（5）增加公共投入，用于护理从业者的教育、职业发展与安全保障。宣言强调，这是各部门、多利益相关方协同完成的任务——不仅卫生部门，财政、教育等部门以及社会各界都应参与其间。唯有将护理人力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，方能摆脱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的被动局面。
往往被遗忘但同样重要的是，欧美社会需要扭转对护理工作的成见与偏见。由于传统观念，护理工作被视为“女性工作”“‘吃苦耐劳’式的奉献”，由此导致薪资低、地位低，男性也望而却步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要改变这一点，需要从舆论到教育多管齐下。大众媒体在歌颂医生和科研人员的同时，也应多聚焦护士、护理员、护工等群体，讲述她们的故事，以正面形象提升社会认同。学校职业指导应鼓励更多年轻人进入护理等行业，帮助他们突破性别偏见并强调专业性与价值。政府可提供奖学金，并以学费减免、带薪实习与学徒制等措施吸引并留住人才。只有当“关怀劳动”从被动的道德期待转化为回报清晰、路径明确、受尊重的专业选择，人才短缺才有望从根本上得到缓解。
《夜班》的导演沃尔普在接受采访时感慨，她拍摄这部电影，无疑也是希望让公众看到护士所需的专业素养并不亚于医生。面对危急情况时，她们独当一面的责任心与技术能力足以决定生死。饰演主角的贝内施为演好护士曾去医院实习，学习精准配药、扎针、测血压，希望“真正的护士看不出我与专业人士的区别”。护理是一项需要精湛技艺和高度责任感的职业。当我们重新定位这些关怀职业的专业价值，自然会在观念与政策上为其赋予更高的待遇与地位。
人类社会终究是一个互相依赖的网络，没有哪个人的生活可以完全脱离他人的劳动而自主运转。当危机来临时，真正托起我们安全的，不是抽象的金融游戏或科技奇迹，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互助与照护。“马斯克居然声称‘共情是当今最大的问题’，这真是极端可怕的想法。”沃尔普认为她身为艺术家，所能做的起码是勇敢对抗这种冷酷无情的潮流。毕竟，无论多么富有或强大的人，终有一天都会需要病榻旁那位照料者的帮助。关怀的意义因此是双重的，既是道德价值，也是切身利益。一个缺乏同理心、漠视照护者处境的社会，实则在消耗自身的“安全阀”。当“英雄”们纷纷倒下、无人再来守护人们脆弱的生命历程时，受害者将是整个社会。
正如贝内施解释为何以“女英雄”指称弗洛莉娅时所说，“很多选择这份职业的人都像她一样，发自内心热爱工作。照顾他人会带来巨大的满足。即便环境艰难，人们仍在第二天回到岗位——在这种情况下，这就是英雄主义。”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个人的奉献精神，然后集体地视而不见。社会不应把基本运转建立在少数人的无私之上，更不能把善良当作可被无限索取的廉价资源。机制需要改变，让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、每一项基础劳动都获得应有的尊重，使选择照护他人的人不必以透支身心为代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