透视阿根廷农业:一个出口大国的内生矛盾与外部机遇U8国际- U8国际官方网站- 体育APP下载
2025-10-31 18:58: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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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麦是阿根廷传统作物,种植历史悠长。然而,大豆和小麦种植之间存在较强的土地竞争关系。21世纪初,受大豆高利润驱动,小麦种植面积持续被挤压。随着大豆种植回调,小麦产量逐年回升。2023—2024产季小麦播种面积591万公顷,产量1581万吨,约占全球总产量的2%~3%。2020—2024年出口量维持在1000万~1500万吨/年,占全球小麦贸易量的7%~10%。2024年出口额27.6亿美元,其中近九成以原粒方式直接出口。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巴西(47.4%)、印度尼西亚(18%)和秘鲁(3.6%)。由于地理气候等因素,南美国家中除乌拉圭和阿根廷外小麦均不能自给,阿根廷是周边国家最重要的小麦供应国,占比超过一半。
尽管农业是阿根廷经济绝对的支柱产业,但其农村地区正经历衰退。21世纪农业出口的繁荣加速了资本流入,大农场迅速推进机械化与单一化种植,小农场生存空间受到持续挤压。过去30年,阿根廷农业经营单位减少41.5%,规模前1%的超大农场控制了全国40%耕地,而规模后80%的小型农场仅占11%,土地集中化问题日益严峻。同时,农业基础设施严重落后、缺乏定价权以及不稳定的政策环境,正不断侵蚀阿根廷农业的国际竞争力。
交通方面,阿根廷铁路总里程从20世纪50年代的4.7万公里下降至2023年的不足1.8万公里,导致谷物出口依赖公路运输。但农村公路硬化率仅38%,雨季卡车平均时速不足40公里(巴西为60公里)。主要出口港罗萨里奥港设备陈旧且易受巴拉那河水位影响,船舶平均等待时间长达15天(巴西桑托斯港仅3天),2022年干旱导致该港大豆出口量骤降57%。物流设施落后使阿根廷整体运输成本占农产品价格的比重达30%~40%(巴西为15%~20%),大幅削弱其价格优势。
欧美跨国巨头通过纵向整合、横向收购等方式进入阿根廷粮油生产和加工行业,并建立港口和仓储设施,逐步控制该国粮食出口核心环节。如美国嘉吉在罗萨里奥港拥有专属码头和筒仓,处理阿根廷全国超过30%的大豆出口,通过港口垄断抬高运输成本,打压竞争对手。美国邦吉联合孟山都公司向阿根廷农民推广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,通过捆绑销售(种子+农药)控制生产端,向农民收取专利费等。阿根廷高度依赖国际粮商的贸易网络,这些公司掌握定价权和出口渠道,通过转移定价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国家,导致阿根廷外汇收入和税收大幅减少,削弱政策有效性。在生产领域,为了经济效益最大化,国际粮商推广单一作物的集约化种植,缺乏休耕轮作、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不可持续的耕作方式,导致土壤地力不断退化。
     
此外,阿根廷外汇政策动荡,使出口商承受巨大的汇率风险和对冲成本。20世纪90年代梅内姆政府实行货币局制度,将比索与美元1:1固定挂钩,导致比索高估,严重抑制出口,最终引发债务违约。2002年,阿根廷放弃固定汇率制度,虽短期提振出口,却引发了长期通胀。此后,比索贬值,资本外逃加剧,外汇储备见底,政府被迫限制美元购买,由此催生″蓝色美元″黑市,汇差一度高达140%。2014年,克里斯蒂娜政府出台法令,强制出口商将出口收汇按照官方汇率(较黑市折价50%)结汇,不得私留美元,迫使出口商囤积粮食以规避损失,严重扭曲出口市场。尽管米莱政府尝试汇率自由化改革,但外汇储备枯竭和高通胀严重制约了政策空间和改革进程。
作为世界粮食消费大国,我国目前粮食供需呈现″主粮安全、饲料紧缺″的特征。202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7.06亿吨,其中水稻和小麦两大主粮基本实现自给。然而,随着居民膳食结构升级和养殖业快速发展,大豆和玉米等饲料作物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。2024年,我国大豆进口量创10503万吨的历史新高,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%以上,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长期超过80%。玉米进口量从2010年的157万吨激增至2024年的1364万吨。受耕地资源硬约束影响,主粮与饲料之间争地矛盾难以调和。在当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,构建多元化进口渠道、加速海外农业布局,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。
2024年,我国粮食进口总量1.58亿吨,为历史第三高。其中大豆占比66.67%、大麦9.04%、玉米8.66%、小麦7.10%、高粱5.50%。自阿根廷进口粮食680万吨,同比增长37%,主要作物为大豆(410.2万吨)、大麦(167.3万吨)、高粱(102万吨)。由于目前我国大豆仍以原豆进口、国内压榨为主,中阿贸易合作相对有限。作为仅次于巴西和美国的第三大大豆进口来源,在美国关税政策反复、贸易前景不定的情况下,阿根廷具备成为我国进口补充渠道的潜质。此外,2024年7月中粮集团重启对阿根廷玉米进口,其反季节生产特性(10月至次年4月)恰好填补中国北半球玉米上市空档期,为降低对美国玉米进口的依赖(目前占比约70%)提供了新选择(见表3)。
     
当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,且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,耕地面积已逼近红线公斤/亩,如完全替代当年进口大豆,需新增耕地7.88亿亩,相当于现有大豆种植面积(1.55亿亩)的5倍,或全国耕地总面积的40%。因此,难以单纯依靠国内资源保障长期供给。此外,目前国际四大粮商控制全球粮食贸易,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在国际粮食市场的议价能力。加强海外农业布局,充分利用国外耕地资源,建立境外粮食生产基地,是我国应对全球粮食供应和贸易风险的重要途径。
阿根廷地广人稀,人均耕地面积0.93公顷,居世界第四位,仅次于哈萨克斯坦、澳大利亚和加拿大,阿根廷地处南半球,农业生产周期与我国具有天然的季节互补优势。土壤、气候条件优越,大豆、玉米等作物单产均高于我国,具备成为我国海外粮食生产合作伙伴的自然条件。2024年,米莱政府废除″外资持有农业用地不能超过国土面积15%″的上限,全面放开外资在阿根廷购买农村/农业土地的限制,为我国企业在阿根廷搭建海外种植基地提供政策机遇。
相比邻国巴西,阿根廷交通运输、仓储和灌溉等基础设施落后,严重限制其生产潜力。而我国在基建、农机和数字农业上的优势,有望帮助阿根廷系统性突破农业出口效率″瓶颈″。此前,中粮集团控股阿根廷罗萨里奥港粮食码头,与阿根廷农业合作社协会(ACA)共建铁路专线连接粮库与自有码头,大幅提高了运粮及卸货效率。长期以来,海外耕地、铁路、港口等的特殊属性,使相关投资在世界范围内均具有高度敏感性和外资限制。目前,阿根廷政府为吸引投资,将国有铁路货运公司、港口等诸多关键基础设施私有化,并完全放开土地限制,为我国构建″种植—加工—仓储—运输″全产业链布局提供了战略可能性。
我国与阿根廷农业供需结构高度互补,双方可在政策协同、产业链结构和金融配套等方面构建多层次合作体系,共同突破我国饲料作物供给瓶颈与阿根廷农业结构性矛盾。一是推动设立政府间农业协调委员会,定期协商关税配额、检疫标准互认、投资政策等问题,通过关税结构和税收优惠引导企业在阿根廷扩大压榨产能,并建立长期稳定的双边农业税收框架。二是优先推进港口、铁路、粮食集散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。可考虑与ACA等本土粮农组织合作,组建联合体,以铁路改造、仓储设备、灌溉系统等建设换取股权或长期大豆供应协议。三是加强政策性金融支持,可设立专项贷款计划,重点支持海外耕地开发、农产品加工和相关基建项目。同时,完善保险制度和其他风险对冲工具。四是借鉴中国—巴西本币结算模式,对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农产品予以优惠,完善配套金融服务,推动人民币国际化。
 
 
 
 